为氟利昂定罪的人——与诺贝尔人物莫利纳的对话

北京任何一家大商场里，都能看到“无氟冰箱”，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知道，推广无氟冰箱是为了保护环境，因为氟利昂是一种有害气体，当它被排放到大气中去的时候，就会破坏臭氧层，而且南极上空已经因此而破了一个“洞”…… 但是还很少有人知道，世界各国大力推广无氟冰箱、在制冷行业禁用氟利昂，是源于1987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签订的联合国有关臭氧层保护的国际公约；而这项公约的签订，是因为几位科学家在1974年宣布了一项重要发现，证明氟利昂会对臭氧层造成破坏。这几位科学家中，有一位叫作莫利纳（MarioJ.Molina），20年后的1995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他的研究成果不但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改变了一个行业 莫利纳先生个子不高，甚至显得有点瘦小；双眼中的目光既不严厉，也不坚毅，倒显得有一点羞涩而充满善意；寒暄、让座、相互介绍、一问一答，整个过程中感觉不到传说中“大师”的傲慢或严苛，只有平易和含而不露的热情。用一个最通俗的说法就是，这人挺老实。 关于老实人，我们有一个形象的说法：“老实人办扎实事儿”。而莫利纳先生办的最扎实的一件事，是和他的同行们一起，于1987年促成了联合国关于臭氧层保护的蒙特利尔公约，在世界范围内开始禁止在制冷行业中使用氟利昂。此时距他获得诺贝尔奖还有8年，而距他发表关于氟利昂对臭氧层破坏作用的最重要论文的1974年，却已过了9年的时间。 氟利昂一度因其化学性能稳定又安全无毒而被制冷行业视作最理想的制冷介质，在空调、冰箱等制冷行业中一统天下。莫利纳先生和他的同行们怀着巨大的热情和责任心，锲而不舍地奔波于媒体、专家和政府官员之间，终于促成了蒙特利尔公约的签订，完成了由一项科学发现而导致一个行业进行技术转型的“不可能任务”。在莫利纳先生看来，这是比他获得诺贝尔奖更“实在”的一项成果。 ■意外惊喜：大师有位中国夫人 9月27日，当我们顺利地在麻省理工学院校园内的一栋红褐色的小楼里找到门口钉有MarioJ.Molina标牌的办公室时，也顺便在隔壁一间办公室的门口看到了uisaT.Molina的标牌。事前的案头工作中，我已经了解到LuisaTan是莫利纳先生的夫人，也是他事业上的同行，现在发现他们居然在同一个实验室工作。而当一位长着东方面孔的中年女士从那间办公室里走出来时，惊讶之余，又让人怀疑是否回到了中国，因为她的长相、发式、穿着，都像极了在国内任何一所大学里都可以见到的“中年知识分子”。于是她在用英语表示过对我们的欢迎之后，又用中文道上一句“欢迎”，也就并不让我们意外。 现在，莫利纳夫人的名字写成LuisaT. Molina，她原来的姓氏Tan已经被简化成了中间的那个T.，但她依然保留着她的中文名字：陈幼玲。她说她已经有30年没有讲中文，但是她的中文普通话非常流利而且标准，她说，Tan是“陈”字在闵南语里的发音，她是出生在菲律宾的华侨，父母都来自福建，她从小接受了完整的中文教育，直到在马尼拉的中正中学毕业。她和莫利纳先生的相识，是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同攻读博士学位时。 莫利纳夫人（陈幼玲女士）现在正在协助莫利纳先生，主持一项对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城市环境的研究课题。 在我们分别与莫利纳先生和他的夫人进行的谈话中，他们都谈到，墨西哥与中国、墨西哥城与北京，都面临着许多相似的问题。 对话 问：您的研究成果不但使您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它还直接导致了一个工业部门，比如制冷业的根本转型。这是否可以看作是基础研究对人类实际生活产生直接影响的典型例证？ 答：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一是当初工业界对这种转型是拒绝的，因为这会造成很大的成本。但是通过我们和工业界的一些大制造商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他们开始持非常积极的态度，因为他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就非常积极地愿意解决这些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件事可以说明，技术的进步带给我们的不是坏事而是好事。更新更好的技术可以促进工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而广大的消费者在这个过程中是受益的，而不是受害的。对于环境的影响也是如此；最后的问题是，从长期的角度看，整个工业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的利益也将大于他们在转型过程中所付出的代价。 问：您和您的同行是通过什么方式或者组织，和工业界进行沟通，并最终实现了在全世界禁用氟利昂这一目标的呢？ 答：当初我们主要是通过三个渠道的努力来实现禁止使用氟利昂的世界公约。一是通过科学家的努力，这其中包括学院里的科学家，也包括工业界一些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验室中的科学家们。这两部分科学家经过合作，他们的声音被各个方面所听到；另一个更重要的渠道是政府的渠道，因为它更直接、更有效。我特别要强调联合国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因为它可以直接和各国政府进行对话，最后签订一个正式的合约。现在已经有超过60个发展中国家加入了这一合约，愿意遵守合约中的规定；第三个渠道则是为数不多但影响很大的跨国公司，它们更愿意在这方面投入技术和资金，他们不愿意因为对环境的破坏而使它们的名声受到不好的影响。 问：那么当初您的呼吁方式是什么？是以发表文章的方式，还是以某个科学家组织向政府或国际组织提出建议的方式进行的呢？ 答：在这方面的努力我们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了。最初我们是在相关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让大家对这个问题逐渐有更多的认识；同时我们一些科学家开始和美国和欧洲的一些政治家进行接触，让他们逐步了解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再通过他们去和那些政府部门和重要的决策人物打交道，让他们也了解问题的严重性，进而做出决策。现在，美国国会要求我们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有关大气环境的检测报告，以便国会进行对环境变化的监测和政策的调控；同时我们也花了更多的精力在媒体方面。我们通过在媒体发表文章，让更多的公众了解人类的工业活动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问：我们知道，对大气环境的影响因素并不仅限于氟利昂排放。前不久，美国新政府宣布退出控制全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东京议定书》，我想知道您如何评价这件事情？它对全球大气环境会带来哪些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在美国退出《东京议定书》之后，世界各国是否能够找到一种替代的方案来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控制？ 答：确实如你所说，导致全球气候变暖的因素并不仅限于氟利昂的排放。而《东京议定书》，主要是针对二氧化碳排放而定的。由于美国政府和工业界都坚持使用大量的能源，因此必然造成大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所以美国政府要退出《东京议定书》。而世界其他国家则认为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是各个国家的义务，所以他们主张签订这样（《东京议定书》）一个协议。作为科学家，我们也正在通过技术方面的努力，使布什政府能够提出一个在美国有效控制二氧化碳排放的方案。 问：刚才您谈到，美国退出《东京议定书》是因为它不愿意接受它对美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规定。同时您也谈到，人类对现有能源的使用必然导致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那么作为科学家，您对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哪些技术的或非技术方面的建议？ 答：在技术方面，科学家正在努力寻找新的能源，改进能源技术，使其对环境的破坏尽量减少。但是，仅有技术方面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让大众了解，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影响。在这方面需要教育大众，让他们了解。现在全球的发展非常之快，全球人口已经达到60多亿。而发展中国家如墨西哥、中国，政府为了尽快改善人民的生活，其经济发展的势头相当快，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应该再重复发达国家的错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应该以牺牲我们的环境为代价。我们应该坚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可持续发展，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相互合作，一起来促 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将对环境的破坏减至最低。 最后我特别要强调，技术方面的努力可以解决部分的问题，但仅仅有技术上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全球的合作，来解决全球的环境问题。比如目前在美国，很多人都在追求买一台大车，一个人来开，现在亚洲也有这样的消费趋势。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但会造成交通的堵塞，更重要的是它会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因此人们日常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工业方面的能源消费方式，都会对全球环境造成影响。 问：希望您给北京、中国愿意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一个鼓励或忠告。 答：我想告诉中国青年的是，科学一方面是一件非常美妙而充满魅力的事业，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益处。我在年轻的时候经常问自己，怎么会有这么美妙的事情存在呢——我干着我最喜欢的事情，还有人向我付钱；但是另一方面，科学又需要你付出很大的努力，需要耐心，需要执著。 马里奥J莫利纳（Mario J. Molina） 1943年3月生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1960年进入墨西哥国立大学学习化学工程；其后到德国、法国等地学习哲学、数学、艺术；1968年进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物理化学，1972年获博士学位。其间结识了来自菲律宾的Luisa Tan，并于1973年与其结为夫妻。 1974年与F. S. 罗兰 (Frank Sherwood Rowland)合作发表论文《由于含氯氟甲烷引起同温层下沉，氯原子催化分解臭氧》，首次提出氯氟烃即氟利昂气体对臭氧层的破坏。1987年，与其他科学家共同努力，促成关于禁止使用氟利昂的蒙特利尔协议，规定到1996年，全面禁止排放氟利昂等对臭氧层具有破坏作用的气体。1995年，因上述成就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从1989年至今，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从事大气化学研究。